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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7555.com】灵魂的游荡与回归——贾平娃从《废都》到《安康弦子戏》的作品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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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晚,山东籍着名作家刘玉堂去世,享年71岁。“他是无疾而逝,”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文学》主编刘玉栋告诉南都记者,“他最近精神状态很好的。5月8日还支持我的工作,发给我一篇小说《学唱》,没想到这成了他的遗作。”

贾平凹在四十岁写出的长篇小说《废都》,一出版即引起广泛的社会轰动。贾平凹以超乎寻常的勇气突破了长期以来被禁锢的艺术禁区,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树起了一块新的文学里程的艺术丰碑,但同时,十几年来评论界围绕《废都》的批判声也一直不绝于耳。

山东籍著名作家刘玉堂于5月28日晚间去世,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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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废都》之后,贾平凹还有多部作品问世,但反响并不热烈,相反受到相当程度的冷落,直到2005年,《秦腔》的出现再次让评论界震惊,这种手法,这种笔法,这种文学观念,令人惊惧不已。从《废都》到《秦腔》,这两部作品本身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无怪乎,评论界把《秦腔》称之为“废乡”,而贾平凹肯定是站在“废都”之侧哼起了“秦腔”。对比《废都》和《秦腔》,我们会发现这两部作品如此巨大的差异。了解了这种对应,认识到这种差异,可能使我们对贾平凹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手法以及贯穿始终的文学精神有更深入的解读。

著名作家刘玉堂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他把沂蒙山疯迷一般写了三十年,结果成为文坛上一个罕见的文学灵手,一个让人津津乐道、啧啧称奇并且再也不能忘怀的作家”,被誉为“当代赵树理”和“民间歌手”。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尴尬大全》,则将目光对准了一批“县城里的文化人儿”,有评论家将《尴尬大全》称为“当代知识分子种种病象的文学报告”。6月21日,记者与刘玉堂进行了一番对话。

作家刘玉堂。

一、从创作动机来看写作转变

谈新书:“写的是文化人儿的尴尬”

刘玉栋说,近期刘玉堂的老家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正在为其建一座文学馆,“他可能在忙这件事,挺辛苦的。”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刘玉堂去世当天的上午,他还亲临筹备中的刘玉堂文学馆,捐赠了30余本签名书籍。据悉,刘玉堂告别仪式将于5月30日13:30分在济南殡仪馆一号厅举行。

在文学创作中,创作动机的实现固然要依赖材料的储备和艺术发现的获得,但实际上,作动机却常常是暗中支配和决定作家搜集材料的范围及其艺术发现方向的潜在操纵力量。有什么样的创作动机,实际上也就按时了作家某一具体作品在选材和艺术上的走向。

记者:《尴尬大全》里面讲述了种种尴尬的场景,为什么想到要写“尴尬”?

刘玉堂是山东文学界的知名人物,也是当代“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以诙谐的文风、对沂蒙山农村的描绘独树一帜,被誉为“当代赵树理”。他于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入伍,任部队文书、新闻干事、宣传干事。1982年转业,历任沂源县广播局编辑部主任,《山东文学》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省作协创作室副主任、省作协副主席。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号召改革开放“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在此策动之下,整个中国大地以前所未有之势,翻卷起市场经济和商业主义的新一轮狂潮。正当此时,经历了一场肉体病痛折磨和精神困顿的贾平凹却避开闹市,逃离到陕西耀县绵阳川桃曲坡水库住下,在这种似乎超然世外的半隐居般的环境中,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关于城市的小说。1993年的贾平凹应对时代潮流,他确实抓住了某种历史情绪、历史无意识,但他显然是过分看重了时代的期待而偏离了原来的位置,他转过来描写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平心而论,他确实抓住时代潮流,九十年代初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问题。

刘玉堂:我把尴尬看作人生一种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一种生活的况味,没有谁不遭遇尴尬,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是小人物比大人物会遭遇更多的尴尬,像民间流行的“四大窝囊”、“四大傻”、“四种不被重用的原因”等段子,都是在说尴尬。至于小说的构思,则是将尴尬作为一种切入的角度,说的是一批“县城里的文化人儿”当下的生存状况。开始的时候这个长篇的名字准备叫《县城里的文化人》,我上世纪80年代有个短篇叫这个名字,现在感觉有点重复,于是起名《尴尬大全》。说全也不一定就全了,但可以成为触类旁通的一个由头,让你产生诸多联想,想到自己或他人的种种尴尬。

刘玉堂从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文学创作一级,着名作品有长篇小说《乡村温柔》《尴尬大全》、小说集《最后一个生产队》《山里山外》等,曾获首届山东泰山文学奖、上海长中篇小说大奖、山东精品工程奖、山东优秀图书奖等。

《废都》讲的是在西京以作家庄之蝶为首的四大文化名人的颓废故事。从题材上看,似乎没有太特别之处。然而,通读全书,我们便会发现,在这颓废故事的背后蕴含寄托了作者怎样的精神之“废”和深刻的文化失望。贾平凹之写“废都”中的颓废故事,他原本也想对此有所批判和超越,但是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这种批判和超越往往蜕变为一种掩饰,甚而给予欣赏认同。这是为什么呢?自然与作家此时幻灭情绪有关。

记者:有评论家将《尴尬大全》称为“当代知识分子种种病象的文学报告”,但您却一直认为您是在写“县城里的文化人儿”,在您看来,“文化人儿”与“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区别?

当代着名作家李心田曾以诗评价他的创作:“土生土长土心肠,专为农人争短长。堂前虽无金玉马,书中常有人脊梁。小打小闹小情趣,大俗大雅大文章。明日提篮出村巷,野草闲花带露香。”

贾平凹在《废都》“后记”中说:“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草药,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着幼儿又住在娘家;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之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哩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这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这里要补充的是,此时的贾平凹还经历着婚变。短时的生活聚积了那么多的不幸,所以作家心态和情绪上的幻灭颓唐就可想而知。投射到作品中,也就有了上述所说的精神之“废”。

刘玉堂:知识分子现在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而“县城里的文化人儿”只能说在大的范畴里属于知识分子。我脑子里,“文化人儿”跟知识分子的差异,就像一个县一级的文化馆长与大学教授、博导之间的差异。知识分子可能比“文化人儿”多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而“文化人儿”又比知识分子多一些奇怪的学问,比方说,阴阳八卦、火锅的八种佐料、婚丧嫁娶的十二项程式,这些学问有的来自民间,有的来路不明。“文化人儿”除了具有一般人的好品质之外,身上往往还带着放大了的一般人的小毛病。就像《尴尬大全》里说的那样,喜欢负点小责,喜欢毛遂自荐,喜欢耍小聪明贪小便宜等等,你让两个人去冲厕所,他差不多就要问问:我们两个谁来负责呢?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然而真正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丧失了作为精英作家生存的支点,无法进行自我角色定位;在世纪之交的当下,感觉到了中国社会文化有一种世纪末的“废”气,但又从精神和情感上自觉不自觉地沉醉其中而又不甘心就此颓唐和幻灭。刘心武认为贾平凹创作《废都》有三个背景值得注意:第一,贾平凹在心理上、精神上面对的难题太多,只有寻找明清的那种很成熟的文化资源,求得一种解脱。第二,是他所在的西安这个城市确实具有的极为巨大的名人效应。小说所写的那些什么市长儿子、那些女人见到文化名人非常崇拜,这种情况在北京不可能出现,也很难想象,但在西安却是真实的。于是,这就造成了他那种特有的傲岸和痛苦。而这种傲岸和痛苦,也只有在那个氛围中才有施展的可能。第三,是他对当下的现实失掉了把握的耐心,从一个相当具有社会性的作家,变成一个产生失望的人。刘心武的分析为我们如何正确读解《废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至少我们能深入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

记者:写“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儿”生存状态的小说有很多,比较出名的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同样描写“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儿”的生存状态,《尴尬大全》与《围城》有什么区别?

n37555.com,因此,写作《废都》时,一向胆怯、羞涩、淡泊自守的贾平凹已经有了“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的心理准备。在他看来,心灵的虚伪是更难以忍受的事实。《废都》问世之前他便知道“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烧毁。”他力图在《废都》里找到那个真实的言语人格,“在生命的苦难中又惟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废都》遭禁后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大奖,贾平凹在为获奖而举行的一个民间庆祝酒会上,作了这样的表白:“我写作是我的生命需要写作,我并不要做持不同政见者,不是要发泄个人的什么怨恨,也不是为了金钱,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关注国家的改革,以我的观察和感受的角度写这个时代。”

刘玉堂:你这么提是将地比天,折杀我也!如果非要说一下它们的差异的话,我个人把《围城》对知识分子状态的描写称为“学院派”的描写,当时处于战乱时期,但作者却将小说的场景大部放到了一个基本与世隔绝的大学里,多是描写知识分子自身的尴尬;相对来说,《尴尬大全》主要写的是“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儿”于社会转型期的尴尬,他们既想发财,又怀念着计划经济的好处,它不回避社会生活包括政治对他们造成的尴尬和无奈,比如,书中有个模拟“文革”的场景,就有点象征意味,他们的尴尬不是“文化人儿”自身的,而是社会对他们的挤压与影响造成的。

贾平凹经历了《废都》给他带来的炼狱般的磨难,他要逃离这个痛苦的记忆和阴影,他甚至不敢正视它。《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这些作品不能说写得不好,但都写得没有生气。它们是贾平凹的苟延残喘的掩饰,作为纯文学最后的大师,贾平凹没有名符其实的作为,他没有内在的想象力,他没有正视《废都》之死。而《废都》之死是一场意外伤亡,从历史来看虽然并不冤枉,但从贾平凹来看,他难道没有冤屈?作家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他要把内心的隐忧全部转化为一个动作。

说自己:“我是一个农民”

直到2005年,贾平凹才做出这个动作,这一个动作就化解了自己心中的冤屈,就把一个过往的不可解开的历史死结打开了,就能够轻松自在地向前看。这段历史冤屈只有他自己能够解开,也只有他自己才能超越。其超越的方式只有在文本中,在真正具有破解性的文本建制中,在有贯穿自己的历史的文学创作中才有意义。这就是《秦腔》的出现!

记者:您的小说被称为“乡土小说”,您自己也多次说“我是一个农民”,我想知道您为什么强调自己是一个农民?

2002年,贾平凹过完了50岁生日,料理了一些杂碎事务,就回到了陕西丹凤县棣花镇的老家。祭奠了村上近一、二十年的亡灵,把一杯酒洒在地上。从2003年春天开始就把自己关在西安城的书房里,整整一年九个月。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期间基本没有再干别的事,每日清晨从住所带一些吃的,赶到书房写作,一直到天黑才吃饭喝茶,就这样日复日、月复月的煎熬。缺席了很多会议被领导批评过,拒绝了多少应酬让朋友恨骂过。头稿写完了,不满意,再写,仍不满意,又写了三稿,还不满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先后四易其稿才完成了他的第十二部长篇小说——《秦腔》。

刘玉堂:强调自己是一个农民,是从骨子里或出身上讲的,我来自农村。再一个就是从观念上讲,我不管是写农村还是写城市,差不多都用一种农民的立场或视角观察、看待问题,我的特点就是憨厚、朴实,不矫情,不做作,平视农民及一切弱势群体,不居高临下。我给报纸写的些小文章,一般读者都觉得比较亲切,像是两个人在拉呱,这大概就是平视的角度、平实的心态和朴素的语言在起作用。

在西安隆重举行的《秦腔》首发式上,贾平凹动情地说:“《秦腔》不是一般意义的写作,而是倾注了我生命和灵魂的东西。写作一直在惶恐中进行,内心充满了酸楚、矛盾,痛苦和困惑。有时写着写着就接不上了,也不知道是该诅咒呢,还是该歌颂呢?所以,就反复写。甚至有时会产生不准备发表的念头。但为什么还是缓缓地写了下来,只是为了灵魂的寄托,只是渲泄胸中的块垒,只是想着为故乡立一块碑。”最后贾平凹不无惋惜地说,“故乡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但我的大量作品取材于一个商州概念的‘泛故乡’,真正描述故乡的作品,《秦腔》是第一部。可以说,《秦腔》动用了我所有素材的最后一块宝藏。《秦腔》并非是写戏台上的秦腔,而是要描绘一曲“秦人之腔”。在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新一代农村正不可避免地面临古老的农耕文化的解体。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的秦腔,它在小说里是一种民间文化的载体,也是传统文化的表征,即使清风街上有那么多的人曾像热爱生命般地热爱它,但它仍然宿命般地走向衰败。《秦腔》表现了这种冲突,但并非剑拔弩张,而是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嬗变,而人有被裹挟到浪潮中的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