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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写实造型于写意创造之中 ——读杨延文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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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家曹雕在工作室创作

  20世纪以来西画东渐,文化界的一些仁人志士,试图用西画的写实造型来改良和改造中国画,使其为现实服务;对传统文人画颇有微词并对其有所贬抑,给中国画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同时一些先驱者们在两个方面做了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一是坚持走发掘传统、以古开今的道路;二是尝试在中西融合中另辟新径。这给杨延文以许多有益启示。

n37555.com(澳门新葡京娱乐场),通常“取长补短”,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得其长,无疑是好事,长处自然多多益善,似乎无需置疑,也没有人会反对。然而,在发展艺术,尤其是发展中国画的态度上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2016年3月份,油画《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规格100*130Cm)与国画《万山红遍》(140*70Cm)在“中华怀”全国艺术大师书画作品大赛中,得到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均获金奖。

  翻开杨延文的画册,可以看到他自由地运用线的变化,运用点、擦、皴、染,运用泼墨或泼彩,勾画和组合各种生动的画面,来抒发他内心的感受,传达激情。在墨和彩的结合上,他尤其匠心独运,有时用墨和彩,有时又用墨压彩,还有时用色彩来与墨形成对比……完全根据画面的需要灵活处理,增强了画面效果,创造出使人感动的艺术境界。

“特色论”坚持民族艺术的特色,在保持特色的前提下,广泛地有选择地吸收、创新,“特色论”的主张无疑是最可取的。有了西方文化的涌入,有了“融合”,有了调和论,才有人提出要保持距离,要拉开距离,目的是保护自己。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调和论往往是以中西艺术的对立性为理论前提的”,所以实际上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尴尬。任何外来的文化艺术都可以作为自身民族反省和吸收的参照,其实用不着固步自封,也用不着大声呼吁融合。汉唐吸收印度等外来文化,从来就没有提倡什么要“中西融合”,因为融入为我,主次非常清楚,还是我大汉大唐的文化。民族的自信力与民族的强盛有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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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彦文《澳洲写生册页之二——海湾》纸本彩墨

20世纪初,西方艺术、西方文化大量东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呈现在中国人的眼前。就西画而言,尤其是那种惟妙惟肖的逼真,造型的准确,色彩的还原,使国人大为惊叹。时至今日,第一次出国门,在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国家艺术馆见到西方历代大量精美的油画,这种惊叹依然如故。正是在这种惊叹之后,中国画坛一直众说纷纭,概要言之出现了三种态度,或者说产生了三种论调和主张,即:取消论、融合论、特色论。

2010年中国水墨艺术研究院第五届“吉地尔杯”全国大型书画展中获业余组第四等奖。

  杨延文何以做出这样的抉择,弃油画而钻研中国画?看来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和试验的。中国绘画博大精深的传统对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肯定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画面临的困境和机遇也一定促使他思考,诱惑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技巧去寻求答案。自他拿上毛笔,用水墨调和着色彩在宣纸上驰骋自己的才能,他的兴趣便一发不可收,进入“欲罢不能”的境地,杨延文跻身于水墨画家的行列是势在必然的。

虽然各有各的视角,照我看来,“取消论”是缺乏民族自信的表现,“穷途末路”也好,“笔墨无用”亦罢,以至“推倒中国画围墙”等等,概莫能外。“取消论”没有多少市场,批判文章已经很多。“融合论”立足于取长补短,窃以为如果作为个人创作的取向,百花齐放亦无可厚非,但若要作为一种口号提出,则要慎重。对于外来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化而为我就是了,不必标以我这是“中西融合的产物”。其实,学贯中西是可敬的,而“中西融合”却只是说明了一个现象,并非一种荣誉。

“油画在中国还较年轻,要解决民族化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求之过急。我们不能简单化地要求学油画的搞点中国白描作为油画基础来解决民族化问题。中国画的基础和油画的基础,各有其特点和长处。现在还是可以按照西洋的一套基础来训练。只能从中摸索,逐步创造新的中国油画的基础。

  作为受过系统西画教育的他来说,继续前人在中西融合上下功夫无疑是有效的途径。而前辈们在摸索融合中西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向他明确地昭示了这样的事实:两者机械地结合不可取,以西画造型为中心、为主导,融进一些传统中国画的因素,也不能算做是真正的中国画。在中国画领域的“中西融合”,只能以“中”为主体。为此,杨延文决定补传统艺术的课,练习书法,研究笔墨,揣摩传统大师的作品。由于他有股埋头苦干的劲,有扎实的西画功底,还有难得的悟性,他终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特色论”的态度并非简单的“取长补短”,而是“扬长避短”。中国画用毛笔在宣纸上画,要求他画得与油画一样细腻传真、色彩鲜艳,肯定做不到。最简单的一条,他不能像油画那样画得不满意可以将油彩刮掉重修重补,中国画落笔不能改,甚至不能犹豫,要肯定,而且要估计水墨的渗化效果。就单纯色彩而言,画到水彩画的效果已经十分不容易了,但世界艺术之林有了水彩画要你宣纸画干吗?但中国画有别人不及的长处,那就是笔墨之长,中国人有数千年用毛笔的历史,多多少少聪明绝顶的文化精英积累了书画的用笔用墨之道,这是一笔无与伦比的文化财富。书法的线条之美,笔墨结构之美,既有象形之美又有抽象之妙,试想我们书法的狂草逊于西方的抽象画吗。中国画的线条书法用笔用墨不能丢,尤其对写意传神至关重要,此其一;第二,宣纸的渗化有神奇之妙,那种韵味,对于中国画讲究意境格调极为吻合。别的不讲,仅此两点,别的画种都难以匹敌。总之,中国画是表现中国人自己审美理想的得心应手的理想画种。
我之所以非议“取长补短”,并不是“补短”怎么坏,而是看你怎么补法。因为目前的做法往往“补短”有碍于“长”,或者说“不中不西”,甚至高扬自己就是要“不中不西”,大斥中国画统统过时了,此论片面追求与众不同,以为“新”就好,标榜“不同”就是“创新”,随便弄几下子就是中国画大画家了。艺术是要有深度、高度、难度的,人人都称艺术家,那就不必言艺术不必言艺术家了,大家彼此彼此便是。如鲁迅先生针砭过的,整天价说些“啊呀!这孩子呵!你瞧!多么……”那艺术还称得上是殿堂吗?

2013年在朵云轩拍卖会上,国画《富贵花开》(140厘米×70厘米)、《报春图》(140厘米×70厘米)、工笔画《赏荷》扇面各拍至
14.35、14.64万与1.8万元人民币;在翰海拍卖会上工笔画《红楼风韵》4屏(各47厘米×29.5厘米)与《仙玉神韵》(140厘米×80厘米)被各拍至16.8万元、120万元。

  杨延文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原来是师从吴冠中、赵域等先生学习油画艺术的,他得到过系统的造型训练,写生能力较强,色彩的感觉很好。1978年进入北京画院成为专业画家后,逐渐从油彩转向墨彩,走上了中国画的创作道路。

“扬长避短”与“取长补短”都是进取的褒义词语,但在发展中国画的问题上,两种主张因其立足点不同而必然会有绝然不同的做法,产生绝然不同的效果。事关重大,不可不辨。

2007年9月,个人书画全国巡回展试展在广东东莞隆重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

  杨延文是我国当代画坛很活跃、也很有成就的艺术家,他的山水画创作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以鲜明的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1987年,正当美术界关于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东方与西方、中国画是否“穷途末路”等讨论闹得沸沸扬扬时,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不仅用创作实践向人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且理直气壮地向人们宣告,他坚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坚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画家必备的修养,坚信绘画创作必须要以情感人,必须要有新意。大家从杨延文的作品中获得的信息是令人振奋与鼓舞的:传统中国画不会停步不前,更不会走向消亡,它还有无穷的发展潜力;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不是截然对立的;古老的中国画,只要跟随时代的步伐,面向生活、面向现实,必有光辉、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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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油画中国化”问题之前,不妨先说一下中国画。20世纪中国画领域纷争激烈,概要言之,这个时期出现了3种不同观点和主张:一、参照西方艺术,视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主张完全“西化”,以西画来改造中国画,“取消论”此之谓也;二、看到中国画诸多弊病,主张中西调和、融合,“融合论”此之谓也;三、把中西绘画成就比喻为两大高峰,主张拉开距离以增加各自的高度,“特色论”此之谓也。后者以潘天寿为代表,在先有“西化”、“融合”的势头,潘天寿才提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个人风格,要有独创性”的主张,以保持距离,目的是要使民族艺术的特色得到加强,说到底是为了保护民族艺术,提出了与“取消”、“调和”观点完全不同的“并存”主张,不存在否定西画的意思。我赞成潘天寿的主张,将其称之为“特色论”。

  杨延文巧妙、机智地把写生与传统中国画语言的表现程式加以整理,把西画较为鲜明的色彩与笔墨规范加以融合,他小心谨慎地使这些结合有助于中国画本身的表现力,而不是喧宾夺主,使中国画“洋化”。他在自己的山水画中重视笔墨,同时也重视表现心中的丘壑,即表现客观自然景色在自己内心的反映,还更重视对意境的追求。笔墨、丘壑、意境的结合,使他的画既具有中西绘画都普遍重视的那些因素,即用以传统思想、感情为手段的造型、构思、立意,又保持着中国传统绘画所特有的格调和趣味。

2015年四川成都锦里圣诞慈善公益拍卖晚会上,油画(《渔村晨霞》规格100*60厘米),历经十二次叫卖,最终以二十九万元人民币被上海一家私营企业主闵孝琳女士收藏。工笔画(《吉祥如意》规格140*70厘米),历经九次叫卖,最终以拾叁万柒千元人民币被重庆一名学者胡均伟先生获得。

  在西画上有造诣的杨延文,在进入中国画创作领域之后,能敏锐地发现中国画创作中应当避免的两种倾向,即只注意笔墨技巧而忽视画面整体经营,或只关注画面的视觉效果而忽视笔墨手段本身的表现力。杨延文多年来的艺术实践,无不围绕着对这些课题的思考和探索。这实际上也关系到如何在中国画中吸收西画的一些观念和技巧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画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的问题,例如,怎样把西画的写生引进中国画,使中国画既有现实感而又不失掉传统的品格;又例如,怎样在中国画中适当吸收一些油画的色彩处理方法,使其表现手段更加丰富,而又保持笔悟墨趣的特色等等。

至于中国人画油画,作者的文化修养自然根植于民族文化,表现民族气派、民族精神是自然而然的应有之义,所以油画家同样要学习国学,提高文化修养。要求创作的题材和风格为自己民族的公众喜闻乐见也没有错,但文化艺术不可强求统一,要遵循其自身规律。中国油画若有独特的东方情韵、中国精神,自然会受人尊重,才有资格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其实西方国家的油画从来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一种模式一种风格,世界各国都在表现自己的文化精神。

潘天寿说:“有人提出把西洋画的东西加在中国画里头。现在有些人主张加,有些人不主张加。对这个问题,我看一方面要平心静气地研究;另一方面还要试验,所谓研究,就是从艺术的基本原则去衡量、解决,看看与本民族的艺术特点是否协调一致,如果对艺术特点有提高,那就可以加;如果艺术特点降低了,那就不要加。假如不妨碍艺术性,还可以使艺术性提高增强,那就可以加;反之就要考虑了。”

2006年4月15日,在法国巴黎朗布依埃市博物馆举行的“巴黎——中国美术周”开幕式上,曹雕先生的油画作品又代表中国画家团作为赠送巴黎朗布依埃市长的礼物

2012年在荣宝斋(上海)拍卖会上,国画山水《紫去东来》(140厘米×70厘米)以124000元成交;《一帆风顺》(140厘米×70厘米)以145000元成交;《旭日东升》(140厘米×70厘米)以157000元成交;《峡江春晖》(140厘米×70厘米)元以131000元成交。

近闻陈丹青、杨飞云、焦小健、谢东明等一批著名中国油画家应邀到维也纳的奥地利艺术史博物馆,临摹一批哈布斯堡王室珍藏的世界名画,包括委拉斯凯兹、伦勃朗、提香、鲁本斯、维米尔等一流名家之作,并在当地作了中国油画创作的介绍和交流。杨飞云在接受采访时说得非常好:“油画艺术虽然是西方的,但经过100多年的努力,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根基。不过,在油画本体的提高上还是需要走出来,来不断地研究。”又说,“中国油画创作还会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期,而对世界古典大师的研究和学习,永远不会过时。”

我以为潘先生的意见是十分中肯的,而且至今油画的问题不在于题材重大不重大,有没有中国气派、中国精神,而在于中国的油画艺术水平与外国尚有差距,这是到了欧美的大博物馆看到西方众多的历史油画名作,多数人产生的共同感觉。

2014年油画《守候》获《迎国庆“中华怀”全国文艺书画摄影大奖赛》三等奖 。

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全国美朮作品展″中国画:
国运昌盛经评委会评定为六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