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京娱乐场从“六大关键”数据看上海司法改革试点1年间

去年7月,上海作为全国首批司法改革试点省份,率先在全国先行先试。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上海市一方面毫无“前车之鉴”,一切都要不断摸索、不断创新,另一方面还要为其他后来跟上的试点省份乃至全国做好“样本”。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一年间上海市司法改革究竟成效如何?
7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检察院分别通报司法改革试点情况。记者根据这次“一年总结”梳理出六大关键数据。透过这些数据,可以读懂上海市如何勇于大胆创新实践、科学有序地推进工作,从而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数据之一:85% 把办案主力布局在最关键的岗位
改革方案提出,上海将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以及司法行政管理人员,并确定了三类人员分别占队伍总数33%、52%、15%的员额比例。这样,就能确保85%的司法人力资源直接投入办案工作。
“长期以来,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司法一线。”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说,“改革后,无论是法官、检察官助理,还是初级法官、检察官,都有单独职务序列和晋升通道。科学的人员分类,让法官、检察官职业前景可期,更安心于一线工作。”
关键数据之二:33% 不能突破的员额“底线”
目前,试点法院、检察院中,首批入额法官、检察官员额比例分别为27.6%、29.9%,均未用足33%的员额。
实行人员分类管理,建立员额制,既是此轮上海司法体制改革的亮点,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过去,司法人员往往千军万马走行政职级独木桥,不论是业务部门、综合部门乃至后勤服务部门的人员,都要通过晋升行政职级得到相应待遇。
员额制的核心在于让法官、检察官真正回归其职业本源,让法官更像法官,让检察官更像检察官。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教生介绍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上海想了很多办法,最后采取双向选择、自愿转岗一批,竞争上岗、退出一批,内部调整、调出一批等措施,不仅有效解决了人员分类定岗问题,而且保证了司法队伍的优化和稳定。
关键数据之三:99.9% 让真正的司法主角戏份“加码”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说,目前4个先行试点法院直接由法官和合议庭评议后裁判的案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99.9%,只有0.1%的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对于过去具有法官、检察官身份的法院、检察院领导,上海的入额标准一视同仁:一是必须具有独立办案能力;二是必须到一线办案。按照规定:入额法官、检察官都要亲自办案,包括院长、检察长、庭长,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委员,并对办案情况实行年终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依法按程序退出员额。
对此,徐汇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王利民感同身受,司改以后,所有的院庭长都编入了29个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本人作为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庭长,一年以来作为审判长主审了知识产权的刑事民事案件140多件。
关键数据之四:零错案 程序设计科学+放权到位=显著成效
“目前4个先行试点法院提交审委会的案件数已不足审结案件数的千分之一;4个先行试点检察院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案件平均审结天数得到缩减,且2014年全年无一起错案。”据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姜伟介绍。正是对程序科学的控制以及建立明确的权力清单,才能取得如此成效。
实行员额制后,法官总数少了,但一线办案的法官多了,审判一线的人数实际增加了18.5%,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配比由原来的1∶0.75增加到1∶1.5,法官的事务性工作负担大大减轻,促进了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指出,改革是有效缓解了案多人少矛盾,而不是加剧了矛盾。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司法亲历性的要求。改革之前,上海各级法院、检察院也存在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有层层把关的制度,但没有层层把关的责任,责任追究难,办案效率低。
为了把放权做到位,上海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规范文书签发制度,明确院、庭长对自己没有主审的案件不再签发裁判文书。二是完善审委会、检委会工作机制,审委会、检委会重点讨论对法律适用意见有较大分歧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三是规定行政岗位管理职责,院长、检察长、庭长主要负责审核程序性事项、监督管理办案质量效率等,确保不再通过行政化审批进行个案管理。同时,建立法官、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既为法官、检察官办案提供专业咨询,又为业务交流搭建了有效平台。
关键数据之五:1:1.2 差额遴选中确保实现“好中选优”
“遴选主要是要把住从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进入审判员、检察员的关口。对这部分人员的遴选是有难度的,因为大多数人已经有了一定的司法实践。为此,需要严格的考试,考试试题的侧重点不在知识性,而是强调专业知识的运用,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试题一般是开放性的,没有现成答案。这样严格的考试,有利于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水平。能够通过考试的,都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这为遴选委员会按照1:1.2的差额进行“好中选优”提供了基础。”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主任沈国明说。
关键数据之六:六条禁令 让司法公正无“灰色地带”
上海还从执法办案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关键环节、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制约因素入手,出台了《上海法官、检察官从严管理六条规定》。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被誉为“史上最严格”的检察官职业回避制度。据悉,“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偶、子女和检察官的配偶从事律师、司法审计、司法拍卖业务的,应选择一方退出。”据统计,上海检察机关“一方退出”涉及63人。至7月初,上海具有“一方退出”情形的63人中有49人选择本人一方退出,占总数的77.8%;有14人选择配偶等另一方退出,占22.2%。

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委政法委了解到,上海市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8个先行试点单位的基础上,于今年4月在全市三级法院、检察院全面推开。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指出,上海要举全市之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总书记的要求,完成好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这两项重要改革任务,确保经验可复制、可推广。
在探索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中,上海将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以及司法行政管理人员,并确定三类人员分别占队伍总数33%、52%、15%的员额比例,确保85%的司法人力资源直接投入办案工作。
“员额制的核心在于让法官、检察官真正回归其职业本源,让法官更像法官,让检察官更像检察官。”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王教生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上海想了很多办法,最后采取“双向选择、自愿转岗一批,竞争上岗、退出一批,内部调整、调出一批”等措施,不仅有效解决了人员分类定岗问题,而且保证了司法队伍优化和稳定。
对此,上海明确规定,入额法官、检察官都要亲自办案,包括院长、检察长、庭长,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委员,并对办案情况实行年终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依法按程序退出员额。
“实行员额制后,法官总数少了,但一线办案的法官却多了,有效缓解了案多人少矛盾。”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说。
针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上海市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规范文书签发制度,明确院、庭长对自己没有主审的案件不再签发裁判文书;二是完善审委会、检委会工作机制,审委会、检委会重点讨论对法律适用意见有较大分歧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三是规定行政岗位管理职责,院长、检察长、庭长主要负责审核程序性事项、监督管理办案质量效率等,确保不再通过“行政化审批”进行个案管理。
而对于社会广泛关心的司法权力会不会滥用的问题,上海则积极探索加强监督制约机制。法官、检察官有独立办案的职权,更有明确的制约和监督。与此同时,上海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权力清单,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凡在权力清单范围内的职责“必须为”,凡权力清单没有授权的“不可为”。同时,建立执法档案,实行办案质量全程管控,严格执行错案责任追究,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检察官权力清单是落实检察院办案责任制的一个核心内容。使检察官真正成为执法办案的主体。”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说。
为了把好法官、检察官入口关,上海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遵循司法规律相结合,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由第三方机构对选任法官、检察官进行专业把关,提高法官、检察官队伍专业水平,让审理者有能力裁判。
在此基础上,上海市还统一了法官、检察官的遴选标准、提高遴选效率。为此还专门组建了一个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成员由市委政法委、市委组织部、市纪委、市人大内司委、市公务员局、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分管领导组成。同时,从资深的法学专家、业务专家、律师代表中挑选人员组成专家委员,有效提升了法官、检察官遴选公信力。
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公务员局局长陈皓认为,“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无论是实行法官、检察官遴选制,还是推行分类管理制度,都是非常必要的,既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体现了司法规律和司法特点,可以说,整个改革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目前,8家先行试点法院、检察院通过首批遴选,共产生了531名入额法官、308名入额检察官。其中,不仅有来自法院、检察院内部的业务骨干,还有从律师、专家学者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
为了体现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上海在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入职门槛、严格办案责任的同时,也建立健全了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制度。比如,实施了法官、检察官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制度,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司法职业保障的决策部署,稳步推进法官、检察官薪酬制度改革,暂按高于普通公务员43%的比例安排,并向一线办案法官、检察官倾斜。
为了严肃纪律作风、严格职业操守、维护司法公正,上海出台了《上海法官、检察官从严管理六条规定》,对司法人员职业内外行为进行规范。
历经一年的改革探索,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司法权是中央事权,上海司法体制改革遵循和执行的是中央精神。试点以来,我们着眼于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局大势,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中央顶层设计与上海司法实践相结合,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说。

最近,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官王凯承办了一起摩托车撞死电动车主案。查清事实,掌握充分证据之后,王凯作为检察官直接决定提起公诉。司法改革之前,案件要层层报批,现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键证人、出席法庭、主持公开听证这些专业的事和决定,都由我来做,我来负责。通过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遴选,并由闵行区人大任命,王凯成为上海首批入额检察官。

上海司法改革试点至今已一年。目前,8家先行试点法院、检察院已产生了531名入额法官、308名入额检察官。其中,不仅有来自法院检察院内部的业务骨干,还有从律师、专家学者中选拔出的两名优秀人才正在等待市人大任命。一支精干专业的司法队伍,正在司法改革中回归职业本原,应对随着经济、社会和法治意识发展而日趋增多的各类案件。

是荣誉,也是动力。作为首批入额的法官,戚俊有时连双休日也要办案:要做一名专业、称职的入额司法人员。

审判案件多了,办案效率高了

司法改革中,上海率先探索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将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以及司法行政管理人员三类,确定三类人员分别占总数33%、52%、15%的员额比例。

改革之前,上海在职法官占在编干部总数约56%,在职检察官占在编干部总数约71%。改革之后法官、检察官员额要降到33%。不少人担心,案件量逐年见涨,法官、检察官人数却要压缩到33%,本已案多人少的情况岂不是更严峻?实践证明,改革以后,2014年,4家先行试点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117803件,占全市法院的1/5,审结116527件,同比分别上升9.9%和12.59%。今年1至6月,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9.93万件,审结28.01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5.8%和11.3%。

澳门新葡京娱乐场,7月15日下午1时30分,徐汇区法院第十法庭,法官助理蒋骅主持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庭前调解。双方表达了各自诉求,未能达成共识。蒋骅又分别与双方进行沟通。调解都要多次协商,基本上没有一次见面就能成功的。对此蒋骅已有心理准备。而在这之前,联系约定双方当事人,跟原告、被告人单独见面说明调解事项她已做了大量工作。

刑事案件经常会附带民事赔偿,此前民事调解部分也需要法官来完成,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司法改革之后,法官助理承担起这些工作,不仅将法官从大量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案件审判,也让法官助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蒋骅说:我现在跟着有经验的法官不仅学办案,也学怎么案结事了,这些积累是为自己以后能独立判决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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